现代性、地域性与世界性：广西文学的海外接受
——以东西小说为例
摘要：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与传播持续升温，话题不断。长期被遮蔽的广西文学后来居上，在海外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呈示出现代性域阀下本土性、世界性一体混生又激烈对冲的复合景观。作家东西，作为代表与“领航员”，其小说一方面卓然独立而不失地域本色；另一方面，又以博大的人本与悲悯情怀，成为海外译著市场的新宠，广受关注。以东西为切入点，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对广西文学海外接受情况的进一步理解与启示。
关键词：广西文学；海外接受；东西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域文学及其存没、范畴、属性等问题一度在作家与批评家中引发热烈探讨与激情争论。以“西部文学”“文学陕军”“文学鲁军”等为代表的地方文学群体（流派）纷纷登台奏唱，各放异彩，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无尽的话题与想象。与黄河、长江流域或此起彼伏或百花齐绽的文学景观相比，偏居西南一隅的广西则一片风平浪静。90年代初，只零星闪出几点火花，直至90年代中后期才初成气候。以前后“广西三剑客”等为代表的“文学桂军”，以“边缘崛起”的姿态频频走进读者与批评家的视野，建立起新的文学文化矩阵，竭力嘶吼出源自中国大西南多民族历史与地域垒层深处压抑已久的声音。先是东西、鬼子、凡一平等在国内文坛屡获大奖，继而又有《寻枪记》《理发师》《没有语言的生活》《美丽金边的衣裳》等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自行车诗群”、“杨子鳄诗群”的递相迭出，使得“文学桂军”的旗号愈发显扬。这些现象也渐逐引起海外文学、文化、批评及出版各界的注意，加之国家层面“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推动，广西文学的海外译介与传播成为可能。如今，新世纪已经走过第二个十年，对这段历史稍作梳理我们便会发现：一方面，在这二十余年间，广西文坛被译介至海外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多，文体越来越丰富，覆盖国家或地区愈发多元，编译机构（品牌）更加正规，宣传与接受媒介层级也更加高端。而另一方面，总量直观，参与的作家数量还是相对有限，且多集中在陈建功、东西、鬼子、凡一平等几位作家，译介的作品则几乎全是小说；参与译介活动也少有主动出击，更多还是缘自海外出版方与翻译家的上门访求；即使作品被成功译至海外，其后从事专业研究及参与探讨的专家学者也为数不多，读者接受面窄。以上种种，都是我们需要多加注意与反思的地方。
一、东西小说海外传播与接受图景
东西是广西作家中在海外出版发行作品最多的一位。从2007年由法国黎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法文版短篇小说集《把嘴角挂在耳边》远渡重洋初次试水，到2018年7月圣彼得堡吉彼里昂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篡改的命》在俄罗斯大小书市上载誉披辉，他的小说在十余年间被译介出去的多达十几部，三十余篇；译本涉及法语、韩语、日语、英语、俄语、越南语等数种语言且在部分国家多次再版。这对于在既往译介史上成功案例为数极少，甚至近乎空白的广西文坛，不得不说是一件盛事与奇事。为厘清这一现象背后的诸多因由，对东西作品具体译介状况的考察是极有必要的。下面，我们通过列表（见附表）来观其明细。从表内信息可以看出，东西小说译本中，占比最多的语种为法语、越南语和韩语，分别为四部、四部和两部。这一结果，既有某种必然，也有一定偶然。言其必然，是因为使用上述语种的国家中，法国是传统文学大国，西方艺术集聚地，现代以来译介和引进中国文学作品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鲁迅的《阿Q正传》译为法文，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已经有了八十多年的历史。根据南京大学法语系高方博士（2010）的统计，截至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法译本包括复译本在内约145部……相较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规模更大，受到的关注更多……1980年至2009年期间，法国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译本超过三百部。”[1]这还只是很多年前的数据，近几年随着两国官方和民间各层次交互往来的进一步增多，参与译介的作家作品数量定然要远胜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翻译规模扩大更加重要的现象，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法国文艺界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与观念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通常把中国当代文学视为纯粹的文献。文学服务于历史（和历史学家）：她阐明外国观察者无法直接理解的（中国有意无意向我们‘隐藏的’）东西；她用以测量这个大国的意识形态温度；她被当作证词、标记、指数或症候来阅读。而从今以后，我们也许应该开始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今天的中国文学：作为文学的角度”[2]。此种语境下，兼具现实关怀与先锋气质并在国内文坛声誉日显的东西小说在法国能够占得一席之地，也就不难理解了（东西在1998年就凭借《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越南虽然在艺术底蕴及文学市场规模方面无法跟法国相比，但其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精神气质与中国有着颇多相近之处，当前也正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现代化转型阵痛，有着良好的传播基础与接受条件。这是东西小说能够成功“出海”的必然方面。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这些作品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一些偶然因素。客观来看，身处内地边缘的广西作家和作品想要走出国门进而产生影响并不容易。对此，东西有着冷静的思考，“想要得到关注，作品的声音分贝必须比别人高，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还要写出人类的共性。广西作家与国外出版机构交流机会不多，不要说用作品打动汉学家，就是把作品传递到汉学家的手上都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