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叙述与“被叙述的”故事
摘要：文学与电影的百年渊源证明了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着可以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的共同素材，而改编则成为最能体现电影与文学之间互动关联的创作实践。张艺谋充满生命力的创作生涯中，绝大部分的电影是改编自文学作品，并且在张艺谋的手中，故事一旦被电影媒介所“叙述”，就成为独立的素材，彰显着电影形式的自觉与张氏改编的印记。
关键词：《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素材；叙述；
各文明体系的造字过程都必经的初级阶段就是创造可以代表语言概念的象形符号，中华文明文字也有古象形字阶段，这种描摹事物外形特征以表达语言功能的造字过程似乎彰显了文字与现实形象之间久远的渊源。饶有趣味的是古代象形文字用模仿形象的方式到创造了文字符号，如今百年新生的科技产物——电影，仿佛东趋西步，用“形象”去重现文字。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无数经典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进行了从书面到银幕、从文字到影像的尝试。众人周知，张艺谋是一位钟情于文学改编的电影导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倚重体现在迄今为止他所导演的二十二部影片中有十五部改编自文学作品，更让人讶异的是多数脱胎于文学作品的影片往往一鸣惊人，创造了备受瞩目的影坛神话，而摆脱了“文学拐杖”的电影作品却屡屡遭人诟病、受人訾议。不容置喙的是张艺谋成功的改编实践成为研究电影与文学改编的绝佳范例之一，而他又分明地体现着“张氏改编”的痕迹，这种独特性与前述的诧异之处启示着研究者去探寻文学对张艺谋电影不容小觑的滋养与形塑的效力。本文将以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个案探讨其对苏童原著小说《妻妾成群》的改编。
一、文学创作的“语言革命”
80年代以启蒙精神、精英话语为主导的时代语境，蕲求释伤痕与反思重负的集体无意识，历史反思向纵深发展的逻辑必然，渴望对电影进行从内容到形式上的颠覆性变革的强烈愿望等成为推动张艺谋电影横空出世的外部合力，而真正对张艺谋的电影观念、电影形式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内在力量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莫言、苏童、余华等人深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文学作品。
“人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是从表现技巧和手法开始的，文体形式和新的表现技法的认知和接受是新时期文学观念嬗变的最初形态”。传统的文学观念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体与叙述技巧的功能和价值。80年代中期，当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已经深深影响了马原、莫言、苏童、余华、格非等人的创作观念以后，“说什么”已经变的不重要了，“怎么说”才是目的。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的论述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对叙述形式和技巧的追求所彰显的重要意义，“艺术品是将情感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可见的或可听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这些具有现代性特性的文学作品对叙述形式和技巧成功地赋予了艺术品“意味”，这种“意味”是一种具有生命特性的情绪、感受、意识等等。自古以来，中国“文艺载道”的实用论思想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积淀到人们内心深处，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也深受“影戏观”的影响，鼓吹“含褒善贬恶之义”，因此，“说什么”向来比“怎么说”要更重要，与其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场“文学革命”是与张艺谋神话的不期而遇，更不如说是小说给予了张艺谋创作的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