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管的持股比例较低时，高管的收益主要来自于企业的短期业绩，此时，高管追求的是企业短期盈利的提高(邵剑兵等，2019)。对高管的股权激励，能协调高管短期经营目标和企业长期发展目标，使管理者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研发活动 (翟淑萍等，2016)。但是当高管持股比例过高时、权利过大时，其也会更倾向于借助企业来谋取个人利益，这也不利于企业的研发创新。

根据以上，提出本文假设H3。

H3: 财政补贴的效果受高管持股比例影响，高管持股比例存在最优区间，在该区间内，最能发挥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

三、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中信证券行业分类（2020）选取了2015-2020年集成电路板块的上市企业数据，并剔除了所选期间内主要指标数据不完整的、ST或*ST的企业，最终样本为25家集成电路上市企业，样本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选取研发投入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财政补贴强度来衡量企业接受财政补贴的状况，作为解释变量，选取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来反映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选择集成电路企业的年龄、企业规模和反映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比率作为控制变量。

表1 变量及计算

（三）模型构建

1.普通面板数据模型

为了回答本文的第问题（1），首先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模型中i代表不同的集成电路企业，t代表年份，模型中的其他符号所代表的变量与表1对应。模型（1）纳入了本研究的所有变量，其目的是探索它们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产生的影响；模型（2）则是为了验证财政补贴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效果；模型（3）中的cgs为治理结构变量，可代表top（股权集中度）或者msr（高管持股比例），以验证治理结构因素对研发的影响。

2.面板门槛模型

针对提出的问题（2），借鉴Hansen的门槛模型(Bruce等，1999;Hansen，2000)，本文设定的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4）中i代表不同的集成电路企业，t代表年份，¡为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当满足括号内条件时I等于1，否则I等于0，模型中的其他符号所代表的变量与表1对应。模型（4）表示存在单门槛值情况，此时模型为两段分段函数，而当存在双门槛时，模型则为三段分段函数。

针对本文的最后一个研究问题，分别以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比例作为门限，设定以下回归模型：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普通面板数据模型估计

1.描述性统计

25家集成电路企业2015-2020期间的研发投入强度、财政补贴强度、企业治理结构状况以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 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2.相关性分析

样本变量的相关性系数矩阵如表3所示，各变量间的相关性较为显著，但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基本小于0.5，计算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如表4所示，均小于10，可以判断模型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3 样本变量相关性性统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4 VIF计算结果

3.回归分析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普通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注: 括号中为相应的t值，下同

（二）面板门槛模型估计

1.门槛值的确定及检验

使用stata中的xthreg对检验模型（4）和模型（5）确定模型的门槛值并检验门槛是否显著，得到的门槛值和检验结果如表6。

由表6的结果可知，财政补贴单门槛在0.05水平下显著、双门槛不显著，判断存在财政补贴单门槛效应。股权集中度的单门槛在0.1水平下显著，双门槛不显著，股权集中度存在单门槛效应。高管持股的门槛值为0.4896，但是p值为0.11未通过单门槛显著性检验，在当前样本下判定为不存在门槛值。  注:[]内为门限值在95%置信水平的置信区间。

2.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7。

表7 门槛回归估计结果

（三）估计结果分析与讨论

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集成电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总体较大，均值为14%，最大值达到47.5%，这表明国集成电路企业对研发活动的热情较高。集成电路研发活动的特点决定了其对财政补贴的需求，从普通面板数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财政补贴的回归系数为1.585，模型（2）中的回归系数为1.572，且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着财政补贴强度的增加，财政补贴对集成电路企业的研发活动存在激励作用。

根据表6的检验结果，在集成电路企业的财政补贴对研发投入的作用效果中，财政补贴强度存在门槛值，结合表7中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财政补贴强度小于7.33%时，回归系数为2.802，激励效果相对来说好于当财政补贴强度大于7.33%时的1.431。以上结果表明，对于我国集成电路企业来说，财政补贴的总体作用表现为激励作用，即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但是门限回归的结果显示财政补贴的激励效果并非线性的作用于企业的研发投入，当财政补贴强度小于7.33%时，最能充分的发挥其激励作用。

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集成电路企业的治理结构存在异质性，普通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也表明治理结构变量会对研发投入产生影响，股权集中度的回归系数为-0.076，表明当前样本下股权集中度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高管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为0.022，表明给高管一定持股能够激发其研发热情，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从表7中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当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低于15.08%时，财政补贴的回归系数为3.143，而当股权集中度高于15.08%时，回归系数降为0.977，这表明较高企业股权集中度所产生的第二类代理问题会削弱财政补贴对于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本研究未发现高管持股比例的门槛值，运行xthreg的结果显示，第一阶段的回归系数为1.098，第二阶段回归系数为2.368，且均在0.01水平显著，这可能表明较高的高管持股会提高财政补贴的激励效果。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财政补贴激励企业的研发投入，而且激励效果存在最优区间。这位政府部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为了合理的分配财政资源，政府不应盲目地提高财政补贴强度，而应该将财政补贴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从而充分发挥财政补贴的激励作用。同时，企业治理结构的异质性也会对财政补贴的效果产生影响，门槛回归结果显示，较低的股权集中度更能使财政补贴发挥激励作用，因此，站在政府角度考虑，政府在实施财政补贴政策时，应该有针对性的根据企业治理结构的异质性来设计不同的补贴方案，将政府补贴向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较小、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倾斜。而从集成电路企业的角度考虑，则应该优化内部治理结构，适当调整股权集中度，完善对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从而充分发挥财政补贴的作用，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提升企业长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