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个多月后的7月23日，才刊登了《大学堂考选学生章程》，又一个月后，才出现第一则正式学校招生广告《天津新学大书院招生肄业启》，9月11日有出现了《北京英文学堂招添新班告白》，同月，出现了《法文学堂开馆广告》，此次之后，《大公报》教育招生广告逐渐增加，1903年8月25日，约28则广告中，有教育招生广告教育招生广告3则，1904年同日，在总数约33则广告中，教育招生广告有4则，1906年同日，在总数约26则广告中，教育招生广告4则，1908年同日，在总数约53则广告中，教育招生广告8则，这时教育招生广告已经成为《大公报》广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公报》学校教育广告的内容，也反映出天津教育得以发展的原因，首先，政府的积极推动，一些有利于新式教育发展的法律法规对教育产生的促进、规范作用，这从《大公报》广告中可见一斑。如1911年德华普通中学堂招生广告中就曾讲到：“本校为培植真材起见，就旧有规模大加整顿，严订课程确照本省中学章程，授以……”，在北洋法政学堂招生广告中也说到：“照学部改定文科中学堂章程办理”。第二，由于天津的近代经济进一步繁荣，为近代教育的进步提供了广阔空间，也成为近代天津教育发展的催化剂，一些教育广告也把振兴中国经济作为立足点，如1912年3月，德华普通中学堂的招生广告：“津埠德华商务交通日见发达，此项通译在在需人，且德国各科学实业之进步，医理之发明，殊足为欧西冠，本校为襄助中国商务实业起见，顾自立以来，……以期实行辅助中华图富图强之进行，有志向学者……”。这样的广告在天津人心里留下烙印，有了这样的理念，即：近代新式教育是在政府提倡下，按照政府规章创办的，近代教育是国家进步，经济发达的根基。
《大公报》教育招生广告随着天津近代教育的发展，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教育招生广告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反映出天津近代教育的发展迅猛之势，另一方面，来势汹涌的教育广告，填塞报纸广告版面，充斥天津人的耳目，刺激着天津人的感官，变化着天津人的感受，让接受新式教育的理念在天津人心目中开始扎根。《大公报》教育广告，不仅反映天津近代教育发展的面貌，更成为天津近代教育发展的促进剂，也改变着天津人的教育理念，天津人完成了对新式教育从抗拒到接受的转变。
二、对新学堂、新课程的接受，从《大公报》广告中可见端倪
在天津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拉动下，天津的近代教育不断发展。在新的思想观念的带动下，在天津日趋发展的经济拉动下，在天津对外贸易的日益发达中，天津近代化教育迅速发展起来，教育不再是浑浑噩噩的大清官员的培养场，而成为新式人才的储备库。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代理北洋大学堂监督丁道惟鲁条改良北洋大学堂事宜禀并批》中讲到：“南北学额宜分定名数也。……该堂从前学生一百余人，直隶不过十分之一，本年秋间，将省城学堂学生调入而直隶名数始较增多。然一百九十四名中只有北洋八十九名，仍不过十分之四，似未平允。……近似外籍人数较多，本省人士颇有异议，……应以直隶为主”，[3]说明天津（直隶）新式教育的发展，人们对近代教育的接受，已经形成学额紧张，进而对学额分配的不满。到1910年，天津人口总数为601432人，同年天津高等学校在学人数为616人，占人口总数的0.1%，中等学校在校学人数为1352人，占人口总数的0.2%，男小学堂在学人数为13040人，占人口总数的1.7%，女学堂在学人数为1233人，占人口总数的0.2%，其它学校在学人数为1231人，占人口总数的0.2%，在外国人所办的学校就读的人数为267人，占人口总数的0.04%，全市共有在学学生总数为15839人，占总人口的2.6%，[4]每100名天津人中就有两个多人接受了新式近代教育，这在近代教育刚刚起步的中国，非常可观。
天津近代教育，一改以四书五经为唯一内容的教学模式，教学的内容更加广泛、更加丰富。首先，近代天津作为国际贸易中心而展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因此，天津社会经济发展、天津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语人才需求不断扩大，天津的各种语言学校纷纷兴办；其次，近代天津不仅是国际贸易中心，而且更是工商业中心，这决定了它对教育发展的要求不仅是语言人才，特别是对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的需求，更是迫在眉睫，因此，以教授数理化、声光电等自然科学课程的教育教学，成为新式学堂的教育重点。一时间，为新学堂、新课程服务的《大公报》学校教育广告成为其新卖点，《大公报》教育广告，也成为这些新学堂招揽生源的重要场所，成为其新的教育理念的宣传阵地，因此，要进新学堂、要上新课程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建立起来。在《大公报》上，各种语言学校的广告，层出不穷，1902年9月的广告中，就有这样一则，它是北京法文学堂的广告：“本会专以教育泰西文艺为务，……尤以法文为特重，因其为环球各国公牍所必需，有志就学者，不可不知所先务也……” 而讲到它所讲授课程，“专授法、英、德三国语言文字……并可教授万国通鉴，地理、算法、勾股代数、化学、格致、绘画等事……”。同时在另一则北京英文学堂的招生广告中，除了教授英文之外，还特别讲到；“并拟续添天文、格致、卫生等学……”，以适应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随着天津社会经济的日益发达，对人才的需求日趋紧迫，同时人们也需要利用各种机会来提高自我，充实自己，因此，天津的业余教育此时方兴未艾，它对于教育的普及，对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很大作用。在《大公报》1903年2月13日，有英文夜馆招生广告，作为教学质量的保证，还在广告中说明“特请上海梵王渡约翰书院毕业生某君为教习”。1904年法界中国青年会刊登夜馆招生广告、1908年中国青年会半夜学堂招生广告中讲明上课时间为晚七点半钟。作为业余教育的初始时期，时不时出现的招生广告，向人们传达这种新的教育方式和新的教育理念。
孤儿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对孤儿的关爱程度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的重要标尺。中国传统社会，对孤儿的社会关爱可以说微乎其微，只有到了近代，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孤儿这一群体才逐步得到社会的关注，其中重要方面，就包括了对孤儿的受教育权利的重视。在1912年8月直隶农事实验总场附设农徒夜班传习所的广告中，就有专门为孤儿办的蒙养孤儿学校，1912年8月在其招生广告中讲到，办学目的是“为推广教育，造就孤儿”，专门针对“十岁以上十六岁以下，有志向学，而无力读书者，不论识字与否”经费“本校学费不甚充裕，如有热心捐款者，请即运交本校为盼。”这是天津孤儿教育迈出的重要一步，不仅有了专门的学校，而且面向社会进行捐款，它是人文关怀的体现，是社会开始走向文明、进步的象征，是教育理念的一个巨变，反映出天津向近代化的都市又迈进了一步。
此时新学堂、新课程成为天津教育广告反映的一大特色，新课程、好资源、好出路，成为这类广告的着力点，成为教育广告的中显示办学特色的绝对优势，这样卖力的、大量的宣传，一方面反映了天津近代教育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成为新学堂新课程以及新教育理念的重要鼓吹者，成为扩大生源有有力的推手，更重要的是，对天津人接受新学堂、新课程，树立起新的教育理念有巨大的冲击和击发力。当打开《大公报》，连篇累牍的都是学校招生广告，比如京师法政专门学校、圣功女学校、北洋医学堂、北洋师范学堂、电报学堂……，从中可见天津新式近代化教育之普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天津人对新式近代化教育的接纳程度。
三、对女子教育的认同，《大公报》广告功不可没
在中国传统社会，妇女的地位极为低下，妇女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对于不少女子所希冀的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更不亚于痴人说梦，“女子无才便是德”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伴随戊戌变法运动的开展，特别是由于西方天赋人权的民主思想被引入中国，自由、平等的学说在中国之滥觞，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男女平权的思想也如风之起云之涌，“夫十九世纪，如弥勒约翰，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携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 [5]于是在中国一场“兴女学”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得以的初步发展。
在各种压力之下，在清政府“新政”中，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主张女子应该学习文化知识，1906年，清政府将女学列入学部范畴，次年3月《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规定了女子修业年限，女子教学内容等，承认了民办女学的合法性，并正式开办了官立女学堂，从而使女子教育在教育体制中获得一席之地，中国教育翻开新的一页，女子教育由此开始，虽然创办女子学堂仍然是“小学堂教习、蒙养院保姆及有益家庭教育之贤母为宗旨”，女子并未能完全摆脱旧式束缚，但是学部奏定《女学堂章程》，仍然确立了女子学制，女子教育体系正式确立，女子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1906年2月，《大公报》连续发表文章《兴女学议》，大力宣传了新兴的女子教育。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被委以教育总长的重任，在他主持下，1912年，政府通过了多项教育法规、法令，建立了近代化的学制——壬子癸丑学制，这些新制废除了男女教育差别，把女子教育纳入中国教育范畴之中。在政府的努力倡导下，官办以及民办的女子学校不断出现，女子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早在1853年，天津就设立了淑贞女子小学，1902年，严修创立了严氏女塾，1904年，天津公立女学堂创建，1905年，教育家温世霖创立了普育女学堂，之后北洋女子公学——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医学堂等等女学校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天津已有“官立、民立、私立”女子学堂二十余所，学生一千三百余人。[6]在此期间，《大公报》上女学堂、女子学校的招生广告，随着女子教育的兴盛而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从 “圣功女学校”、“天津女子公学”、“北洋女医学堂”、“天津中西女学堂”到“北洋女师范学校”、“北洋高等女学校”、“京师公立培根女子两等小学校”、“正化女子中学”“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招生广告层出不穷。从1908年普育女学堂在《大公报》上连续发布的招生广告“本堂总理为谋教育发达起见，添造楼房，大加扩充，前蒙官绅商学各界热口捐助，讲堂斋舍逐渐落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天津各界对女子教育的兴办充满热情，并且各界积极赞助女子教育，积极兴办女子教育的盛况。另外，为了扩大生源，吸引学生，让更多家境贫寒的女子也能受到教育，有些学校打出了减免学费的广告，其中北洋高等女学校在广告中声称，“本校另招小学班学生，不收学费”，天津普育女子中学在1914年12月的招生广告中，还特别把“奖励”赫然列入广告内容“入学一年后，考验工作精巧者，或家道极寒者，可酌量减免学费，如成绩最优者，除不收学费外，每月酌给奖金。”这些广告对女子教育，特别是贫苦家庭的女子教育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影响着、改变着天津人对女子教育的看法。
在女子教育兴起之时，社会受旧思想影响较大，女子普遍结婚较早，这对正在接受教育的女子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有的学校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1911年在报纸广告中刊出：“资格……（二）年在十七岁以上，二十一岁以下；（三）现在无夫者……预科资格……（二）年在十五岁以上，十九岁以下；（三）现在无夫者”同时还说到：“入学者，须口切实保人，担保一切，并声明，在学年内，不出嫁，保证金……”。广告不仅向学生们说明了入学条件，而且宣传了晚婚的理念。
天津人的女子教育和《大公报》的女子教育广告一起成长起来，在《大公报》林林总总的教育广告中，女子教育广告可以说独具特点，它不仅是摆脱旧式教育对女子的无视，迎来教育的近代化发展一个重要方面；而且由于广告的强大冲击力，成为引发天津人教育理念、思想观念重大变革的一个契机，给女子教育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女子冲破束缚，走向社会，走向独立方面，《大公报》广告功不可没。
四、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大公报》广告作用凸显
首先，伴随天津经济近代化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社会行业越来越多，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专业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复杂，这都需要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技艺的人们能够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如1904年天津商会成立伊始，因为“商学不讲，率多遇事牵掣，”就计划“妥筹经费，设立商务学堂，造就人才，以维商务。”[7]说明天津对商务专门人才的需求。其次，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多姿多彩，人们生活的个性化要求日益增多，随着天津人生活的愈加丰富多彩，人们对新式、西式的生活方式倍感兴趣，一时间：“满清贵族，群学时髦，”[8]音乐、歌唱等等娱乐方式开始进入天津人的生活。第三，天津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科举的废除，要求天津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改读四书为近代专业书籍，改上旧式学堂为接受新式职业教育，“以农而食须农而学，以工而食须工而学，以商而食须商而学，极力提倡生饭之事，吃饭之道。”[9]第四，天津工商企业，思想开明，愿意接受这些懂专门技术的人才，为这些受过专业教育的提供了良好出路，“惟吾国商号，开通者固不乏人，而固习不除，不惟不欢迎学生，反而排斥学生者，仍居多数。……此种情形，在今日之天津，或已无此困难”。[10]这社会的新变化都使得社会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新式教育正适应了这一变化，改变了原有传统教育培养单一人才的模式，开始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它与普通教育并行，成为近代职业教育的开端。
培养工商、财经、医疗、教育、艺术、工程等等的专门人才都成为办学的目标，天津的师范、医学、巡警、政法、测绘、外文、工艺、电报、水产……学堂纷纷建立。《大公报》自刊登教育招生广告始，广告中就不乏专门学校的各种广告，在广告内容中，则对其专门讲授之科目，大加夸赞，力图以此打动广大读者和广大学生。同时，这些广告又兼具专门人才培养即职业教育的很好宣传者的身份。
翻开《大公报》广告，培养专门人才，职业教育的广告不时映入眼帘，成为报纸广告的一大特色。在《大公报》广告创立3个月时刊登的《法文学堂开馆广告》中，就讲到：“本会专以教育泰西文艺为务，立会以来，已近百年，教法美备规矩，肃整久为各国所乐从。”1912年6月2日京师法政专门学校在其招生广告中说到：“进中华民国成立庶政更新，在在需用有法政知识之人，本校早见及此创设，此校欲囗（浩）成法政知识人才，以备时用，现需才更亟用途尤广，……特将校章概行更正，教科亦经改良，本民主这精神，抒共和之知识，……”。1910年，北洋师范学堂专门就专门为“音乐”、“体操”师范班做了广告，一时间各种对各种职业、专业的专门人才的培养、教育广告，成为《大公报》广告的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