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演变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伴随着天津城市的近代化，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天津教育，也随之迈入了近代化的门槛。
《大公报》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它很快便成为在天津、中国影响力极大一份的报纸。《大公报》标榜“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它在天津社会正在兴起的东渐之西风之中，无疑充当了先锋。《大公报》能够真实地反映出转型时期天津的社会风貌，作为其附属物的《大公报》广告，也正符合了社会变化的这一规律，能够展现转型时期的天津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天津正在兴起近代教育，自然也成为报纸广告的重要内容。
《大公报》广告，因其广告数量之众多，语言之煽动，无疑会对其受众的心理产生不小的影响。其学校教育广告，更是对宣传、推动天津的近代化教育，对于天津人接受并认可近代教育，对于天津人教育思想和观念的转变，对于传统教育在天津人心目中曾经至高无上地位的跌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一、新式近代教育之风扑面而来，《大公报》广告推波助澜
在中国旧式教育体制之下，一般学子为了追求功名，常苦读于儒学之中，他们学习努力而刻苦，他们的目标追求在于“学而优则仕”，一旦考取功名，不仅可以实现其自身价值，同时又可以光宗耀祖，荣耀门楣。自1860年天津开埠以来，城市进入到一个近代化的发展轨道，天津教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天津人的教育理念也主动或被动的发生了根本改变。
伴随天津工商业近代化的脚步，天津对掌握新技术和新技能，懂管理、会经营的新式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天津面临着急需培养出这种社会需求的人才的压力，于是天津的早期近代教育出现了，1880年9月，李鸿章在奏请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的同时提出“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的主张，奏请设立电报学堂，两天后，这一奏请得到批准，同年10月，成立了北洋电报学堂。二十世纪初，在清政府倡行“新政”、力主改革的前提下，在以新式技术、新式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天津工业近代化的带动下，在社会需求的推动下，天津的新学堂代替了旧书院，新式科技教育代替了旧式读经科举。正如周学熙所在《建立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宗旨》中说的：“科技与教育如影随形，为国而思握实业界之霸权，必须通于各种科学的人才，然后旧者可图改良，新者可期发达。”[1]这一思想成为当时多数人兴办新式学堂的初衷。1901年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他在编练新军的同时，“大兴工艺”、创办新式学校，创办实业学堂，如开设直隶工艺总局、兴办北洋工艺学堂，奖励那些模范企业自己办学校，为社会和企业培养需要的大批技术专家和工人，这些也都成为他推行“新政”的重要内容。这时的天津，不仅出现兴办新式企业的热潮，同时出现兴办了各种近代教育的高潮。
天津人的教育理念经历了从开始对近代教育的排斥，到对近代教育的接受的变化过程。例如天津电报学堂首届开学时，天津很多家长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入学，最后学堂不得不从上海招生才完成学额，到二十年后接受新式近代化教育蔚然成风，袁世凯曾将上奏清廷，他说：“天津县学堂林立，成效昭然，洵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2] 从《辛丑条约》的签署，到辛亥革命的十个年头中，天津中小学的创建走在全国前列，天津出现了兴办近代新式教育的热潮，据《天津县新志》记载：这个时期有中学堂7所，男小学堂89所，女学堂23所(包括中小学)，其他各类学堂24所，蒙养园3所，外国人创办的学堂6所，共计152所，所以有着天津“学校林立”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