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在类型和风格上也体现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暗合着大众的审美趣味。众所周知，武侠片是中国电影最独特、最传统、最具有生命力的电影类型，武侠文化之源流也是具体的存在于自先秦开始的历代的史书、传奇、诗赋、戏剧、小说中，这些实录或传奇所塑造的“江湖”、“侠文化”侠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融汇了儒、道、佛等百家理论的阐释。司马迁在《史记》中载，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当社会处于动乱不安之时，侠士就成为普通民众祈求“天降神祗”清除积弊，除暴安良的精神寄托，侠士所处的也是与“庙堂”对立的“江湖”，代表着普罗大众的审美立场。近年来的中国动画电影虽然题材多样、类型丰富，无论是原创亦或者改编，都体现出了鲜明的个性特点，但是仍旧能够这些影片中找到共同的、彰显传统文化特色的蛛丝马迹。《魁拔》系列虽然虚构了一个陌生的“元泱境界”，但其本质还是一个充满了规则与等级的游侠世界。《大护法》不仅在画面制作上采取中式写意的水墨风格，而且在故事层面上延续着新派武侠小说的想象，塑造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江湖”，充满了权利的角逐、人心的险恶。虽然这是关于一个愚昧与偏执、反抗与觉醒的故事，但“大护法”仍旧称得上是一个“侠士”，秉持着对理想和道义的坚守。《白蛇·缘起》作为“白蛇传”故事的前传，在“庙堂”与“江湖”对立的叙事框架中，“小白”和“许仙”更像是济困扶危、矫正流弊的侠士。
二、创新：中国动画电影的类型化表达
好莱坞在全球电影市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各国的电影创作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自90年代引进西方电影，不仅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与娱乐需求，更为中国电影创作敲响了警钟，向深谙电影商业性和大众娱乐性的好莱坞学习应该是一条必经之路。从拙劣的模仿到融会贯通地进行本土化地改造，再一次彰显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
利萨·泰勒和安德鲁·威利斯将类型片定义为，“依据一套已被认可的陈规系统建构的，一个让观众在接受文本时怀揣着一定预期并在观赏过程中得到满足的体系……它是一些可预测的元素和变量的结合，它们围绕着熟悉的循环和公式制定而成。”从这一普遍认可的定义当中，可以明确的是类型是一套程式，并且这套程式是制作者根据以前的影片摸索出来的一套游戏规则，是能够满足观众的期待和需求的“读者文本”，它及其强调与观众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对话关系。好莱坞凭借着对类型电影熟练的操作，在全球电影市场中赚到盆丰钵满。近年来的国产动画电影在全球电影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不断学习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制作经验，提高讲故事的能力，兼顾市场与商业娱乐的诉求，并在这一过程中努力探求一条能保持本土文化特色与艺术价值的道路。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在中国电影的类型化探索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它学习借鉴了好莱坞类型电影常见的英雄成长的叙事结构，“英雄落难—自我修炼—英雄归来”式的三幕式结构简洁明了，拓宽了受众群体，贯穿影片的对勇敢与正义的追求也是一种普世价值观念的彰显，是全人类永恒的精神追求。除此之外，《哪吒之魔童降世》虽然在故事背景、人物关系等方面延续了原著小说的设定，也吸收了经典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中的传统美学元素，但是在叙事结构上却进行了创造性的改编，学习好莱坞类型电影最常见的“双雄结构”，混元珠分裂，魔丸与灵珠，哪吒与敖丙，亦正亦邪，互为镜像，从惺惺相惜到针锋相对再到彼此拯救，三幕式的戏剧结构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双雄结构”的叙事模式和角色建构还融入了《易经》中的阴阳学说，天地灵气所孕育出的混元珠就是最原始、最混沌的“道”或称“太极”，构成太极的“阴”与“阳”被宠构成“魔丸”与“灵珠”，从二者的相生相克、相互分立到后来的相互转化、互相依存，包含着对中国道家哲学的深刻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