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生活在民国时期，许渊冲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加之个人因素，二人在英译中国文学作品、输出中国文化时，形成了不同的翻译美学思想。本文从翻译审美主体、翻译审美理论、翻译审美客体、翻译审美表现四个方面，对比分析林语堂和许渊冲的翻译美学思想，希望对今后林语堂和许渊冲翻译美学研究有所贡献，并结合二人翻译实践，总结中国文化“走出去”经验。
1. 翻译审美主体
刘宓庆认为，审美主体本身具有个体差异性，审美表现才会异彩纷呈。个体气质特点不同，其审美感应、审美体验乃至审美价值观都各有千秋[6]。林语堂和许渊冲都致力于以翻译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但作为翻译审美主体，前者主要向西方传播中国古代文明和古老智慧，后者致力于“构建有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
林语堂的个人价值观和所处社会环境造就了他独有的审美观。微观个体上，林语堂本身崇尚淡泊名利、超然自适的生活态度。林语堂崇尚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于是他编译《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孔子世家》《论语》《大学》《孟子》及《礼记》等书籍，介绍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中持中守正、“中庸”、超然物外的生活和处事之道；他欣赏苏轼超然而闲适的生活态度，于是写作《苏东坡传》，还翻译了大量苏东坡诗词；张潮的作品中远离尘世纷扰、享受闲适生活的生活观深深吸引了林语堂，于是他将其作品翻译成了英语；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展现了作者超然淡泊、闲适自足的心态，林语堂对其作品也进行了英译。林语堂在这些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哲学观，才选择对此类文本进行大量英译。宏观社会背景上，西方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物质化生活让人们信仰空虚，人们期许新的价值观念。林语堂常年旅居国外，深刻体会到西方社会的心理期许，加上熟知中华文化精髓，于是他决定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哲学中性灵、闲适的观念，给西方人民带来心灵慰藉。
许渊冲翻译审美观受个人兴趣爱好和社会背景等影响。微观个体上，许渊冲爱好诗词、语言功底深厚。许渊冲先生曾称自己是“诗词的儿子”，他学生时代翻译了林徽因的《别丢掉》，让闻一多先生和朱光潜先生连连称好；法国留学期间将雨果的诗《清泉与大海》译成中文，收录到《雨果诗译》中；回国任教期间完成了毛泽东诗词翻译。这些诗词翻译成就让他更有信心在诗词翻译领域深挖，并以自己一技之长强大祖国。宏观社会背景上，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学术亟需提升国际地位。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许渊冲明白中国国际学术话语长期缺失，中国学术界常常以西为师，借鉴西方翻译理论来解决中国的翻译问题[16]。对此，许渊冲先生反对盲目套用当时盛行的“对等理论”来解决中国翻译问题，主张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在借鉴吸收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基础上，如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鲁迅的“三美论”、林语堂的“五美”、矛盾的“美的感受”、钱钟书的“化境”说、孔子的“知之好之乐之”、朱光潜的“艺术论”、郭沫若的“创作论”、傅雷的“神似论”、叶君健的“竞争说”等，许渊冲提出“优化论”，在诗词翻译领域，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审美观。
2. 翻译审美客体
翻译审美客体是原文文本，是翻译主体翻译美学思想的客观依据。林语堂和许渊冲的翻译审美客体都是文学作品，具有审美感应力和审美召唤力，但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同，二人的翻译审美客体也有所差异。
林语堂选择哲学和文学书籍作为翻译文本。哲学方面，林语堂选择有关中国传统哲学和生活哲学的文本，尤其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和《老子的智慧》，系统阐述儒、道两家传统哲学思想，向西方传达闲适、幽默、性灵和非功利的生活哲学。文学方面，林语堂选择反映超然淡泊、闲适自足心境的文学作品。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主要介绍中国古人的生活日常、闲情逸趣、山水景色等，称赞闲适生活、平淡而幸福的人生观；《苏东坡传》及苏轼诗词英译本介绍超然淡泊、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林语堂选择的翻译审美客体集中展现超然物外、诗意人生的生活哲学美。
许渊冲选择中国古典诗词作为翻译文本。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中输入关键词“许渊冲”，可检索到许渊冲先生发表的174篇文章，主要包括诗歌英法译文、翻译理论谈、中国文化走出去三类。翻译理论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类文章都不涉及具体翻译实践，只有诗歌属于翻译实践。许渊冲翻译的诗歌主要包括毛泽东诗词、陈毅诗词、《诗经》、《楚辞》《论语》《宋词三百首》《中国古诗词六百首》《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唐诗三百首》《新编千家诗》等等，诗歌翻译可谓著作等身，也由此可见，许渊冲的翻译审美客体是中国古代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