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的工具理性来看,技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和手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所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撑。从技术的价值理性来看,其所承载的无形文化内涵及使用主体的主观意志和价值选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实现的规约手段。
伦茨勒(Rentschler, R.)和波特(Potter, B.)认为,技术在支持文化组织的发展、更新和竞争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技术所存在的形式来看,其大致经历了自然化、手工化、机器化、信息化四个阶段。无论哪一阶段,技术都是文化发展传承的重要依托。在自然化时期,技术还处于萌芽状态,文化也如此。在手工化时期,技术主要表征为一种“手艺”“技巧”,对文化的传承多附着于技术产生的器物层面。在机器化阶段,技术有了飞跃发展,产生的器物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使得文化普及成为可能。在信息化阶段,技术逐渐摆脱了器物的物化限制,开始依附于智能虚拟程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了新的契机。
技术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而非中立的价值无涉,在发展过程中,一旦人们选择某种技术进行使用,技术就承载着主体一定的主观心理与文化价值。正如庄周所描述的“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而总是一些个性的投射,是心理现象的间接表达”。换言之,技术隐含着使用主体的“机心”、个性等主观因素,其所蕴含的文化理念、逻辑价值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存在,会对技术使用者的思维习惯、行为意向等产生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实现离不开技术对赋能对象文化理念、思维模式的潜移默化。
概而论之,技术赋能是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里,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即是通过内外的不断适应、调整、重塑来达到“表里如一”的平衡状态,具体而言是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时代阐释和现代化转化,而这恰恰需要新兴技术的合理介入。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本身就暗含了需要技术涉入的隐性要求,而技术的不断渗入,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形式等发生相应的改变,并倒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二、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案例考察
选取典型案例是基于案例研究方法研究的常见做法,通过对事物发展的历史梳理和现状描绘来总结事物的内在规律。本文选取刘三姐文化作为分析对象进行案例解析,主要基于以下两点根据:其一,刘三姐文化是一种受到人民大众普遍认可与喜爱的民族文化,也是一种学术界研究较多的、普遍认可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代表性;其二,刘三姐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涉及技术生存形态的全部发展阶段,其发展样态也与技术的更迭息息相关,是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的实践缩影,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本文将通过对刘三姐文化的深度剖析来探寻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双创”何以可能。
(一)案例介绍
刘三姐自古以来在两广壮族地区以能歌善唱而闻名。20世纪50年代末彩调剧《刘三姐》在全国巡演,六十年代初电影《刘三姐》上映,刘三姐开始由全国走向东南亚,她也从历史传说人物嬗变为艺术形象;改革开放后,其影响力更是向多学科辐射和发展,刘三姐文化逐渐形成。[4]其所衍生的刘三姐文化品牌,是广西持续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广、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是在民间传说歌仙刘三姐基础上形成的以壮民族为主体的,[5]综合广西多民族文化特色,形成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知识总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