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的“荣”体现在，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人们的文化消费支出绝对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文化产业的兴起、国家对文化消费拉动经济的重视及政策对文化市场的刺激，使得文化消费的产品数量增多、层次和结构有了较大丰富，城乡消费并举等。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消费的“荣”掩盖了“不盛”的事实。首先，文化产品独创性欠缺，部分文化消费品直接依赖进口。其次，文化消费结构不合理，层次低下，大都集中于娱乐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智力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不足，不法或不良消费仍在局部地区少量存在。最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和谐”局面。文化消费使得人们只重视文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不是文化本身的繁荣。“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更多的成为了许多地方政府的发展经济的准则，文化供给与需求相脱节。可见，文化“水货”的大量存在和政府“揠苗助长”的文化“扶持”方式，使得文化消费的“盛”被抑制。
（二）文化消费“启”而“不动”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文化产业”概念，揭开文化消费开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的序幕。国家开始“启”动对文化消费的各项扶持政策，以及相应的货币和财政、税收等配套政策，如199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建立“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200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这些都体现出文化消费的“启”。但是，文化消费“启”而“不动”反应出文化消费参与群体的“格格不入”。首先，消费主体“不动”。表现在三个方面：（1）消费主体“不想动”——文化供需“脱节”。文化消费产品被“工业化”，文化消费的实质是经济在发挥作用，经济利益至上损害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2）消费主体“不敢动”——人们对文化的消费不及对耐用品的消费，文化消费本身具有高度消费弹性。智力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对消费主体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有一定的要求，而这一时期，受教育程度较低者规模仍比较大，对于文化消费存有畏难心理，也不敢去主动消费。（3）消费主体“不能动”——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存需要，才会考虑消费更高层次的东西。199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027元，2001年为6824元﹝16﹞，而占全国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收入更少。人们在满足生存消费后，很难进行较高层次的文化消费。其次，文化消费市场“不动”。政府部门对文化工程加大投入力度，出台文化扶持政策，以振兴文化市场，对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直接干预代替了文化消费发展的独特规律，虽然，文化商品与文化服务大量涌现，但却并未遵循文化消费发展规律，充分、有效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文化消费市场也只能是“繁”而不“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