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近代以来世界认同、国家认同和个人认同无序的情况，许纪霖教授在《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中，从思想史的角度探寻这一深层问题。全书共三编十五章，分别介绍从古代到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国家建构与世界认同所受到的冲击和转变，并且在其中穿插论述个人与地方认同。作者从传统的“天下观念”遭受现代性冲击入手，讨论了古代的天下认同、近代国家认同与个人认同脱节、国家建构与世界认同等问题。全书结尾，作者在对民族主义与传统天下主义双重超越的基础上设计出“新天下主义[]”的认同模式，来解决国家认同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天下观”的今日价值
中国古代的天下，既是地理概念，也是价值秩序。首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最高统治者所在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天下秩序由核心到外围渐次展开。其次，天下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价值秩序。皇帝自称天子，受命于天，这个“天”具象而言就是天道，落在世间的具体秩序中，便体现为一套顺奉天意的典章制度。
天下作为一种价值体，天下观或者天下情怀无疑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从全球性问题还是从全球性治理角度来讲，由于长期受民族主义思维的主宰，全世界范围中，保有“天下一家”这样的普世情怀的国家不是太多。欧洲国家建立欧洲共同体的脚步屡遭挫折，更遑论对非欧国家的排斥；美国受资本力量影响至深，无论谁当选领导人，“美国优先”的原则都不可磨灭。如果我们把历史眼光拉长，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最为源远流长、最值得重新挖掘。
中华文明关注全部人类社会，重视人的存在与价值，所谓“天下之人皆相爱”，对今天这个分歧远大于合作的世界而言，确实是最可贵的理念。古语有言，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并不是指天下人都归属于皇族一姓，臣服于皇帝一人。相反，其基本精神是以亲亲为始，以仁爱为本，以泛爱为终，三者不可偏废，故统一为“博爱”。其建立在人的一致性尊严、共同性发展、平等性共享的基础上，就此能够争取全世界的民心所向。“使全球范围、万国万民，都能同呼吸、共命运，由此便具备超越异质性的民族国家建构起来的对峙性世界体系的可能。”[]因此，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不限于家国，而必是全球视野。
再者，如今的中国和世界也需要重新到古代的“天下”概念中汲取经验。其一，面对日益加剧的中西地域性对抗和价值冲突，我们和平发展的底气就来自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二，在全球问题、全球治理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棘手的今天，天下观有助于我们超越国家视野、超越民族主义意识，真正构建起一个全球世界。其三，对天下观的重新发掘，有助于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检视自身文明遗产继而推动对其他文明遗产的挖掘利用。
天下观是一整套思想体系，而天下则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秩序。天下是中国文明中的历史经验与治理智慧，它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性，相比发源于现代性的民族主义具有超越性。中国古代处理多样性问题，不用民族主义的方式进行同质化处理，而是在尊重地方性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了天下——这个更大的普遍秩序。在如今民族主义横行的世界，“天下观”尤其值得我们反思。
2.“新天下主义”的内部秩序
许纪霖教授对“新天下主义”的内部秩序，即国家内部治理的设想是多元一体。简言之，就是在民族关系上，尊重中华民族的平等性，宽容、灵活地处理民族事务，而不是从各个方面强制统一。“在新天下主义的内部秩序之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法律和身份上相互平等，尊重和保护不同民族的文化独特性与多样性。”[]作者尤其推崇清帝国的双元政教制度，即在中原地区实行儒家礼乐制度，在边疆地区尊重藏传佛教。
笔者赞同许纪霖教授对清朝民族关系的论断，但是民族关系的亲疏终究要落到国家的兴衰。有清一代，对边疆地区的治理确实维护了大一统的民族帝国。清朝统治者不在意长城的修缮，而是更加注重对避暑山庄等宗教性建筑的装饰，也因此获得了边疆地区领袖的信任与好感。辽代的南北面官制也类似于此，以国法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对契丹和汉人实行南北分治。“边疆民族王朝”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有其天然优势，只要民族政策宽松，其他少数民族就不会反抗统治，尽管此种国策对汉人的地位也是有意打压。究其根本，还是要根据古代王朝的国力分而言之。在盛唐、明代中叶、康雍乾年间，万族来朝，其间民族关系均为和谐。
正如许纪霖教授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设想就是来源于帝国传统的多元智慧。他提出，今日中国应借鉴传统帝国的成功经验，一方面在法律上保证各民族平等，一方面切实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集体权利。
关于许纪霖教授的内部秩序论述，韩国的白永瑞教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主权是可以重叠的，即国家内可以存在多个统治主体，比如州和联邦就分割国家主权[]。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国家内部主权是保证国家稳定统一的底线，如果主权可以分割，那么“一体”就无从谈起。
3.“新天下主义”的外部秩序
“新天下主义”外部秩序的核心是超越民族国家主权观念，即参考中国古代经验，利用天下主义智慧，建立普世性的世界伦理共同体。作者指出，民族主义至上的原则是最容易制造敌人的思想，而现代中国与他国交往更应该注重软实力。
近代中国和人民遭受到的欺凌与伤害是导致民族主义膨胀的根源。但是，就如作者所言，今日中国不应通过制造对抗性的“他者”来维护“我者”。笔者认为，“新天下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对因他我而有自我的否定。古代王朝的辉煌是中国历史无法磨灭的记忆，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立身安命的精神支撑，近代的苦难是磨练中国人民的坎坷，我们不能因为近代的苦难而固步自封，更不应抱定民族主义而放弃前行。五四运动时，爱国者们以公理抗议强权，不仅争取国家利益，更争的是世界之公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则从和平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出发，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发展自我，才更有勇气和信心容纳他我。
“新天下主义”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此种平等关系不是来自于现代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主义，而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这一理念不再建立于中国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是挺立在平等民族国家之间。同时，它以天下理念超克了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诉求，生成一种近乎天下一家的政治情怀。这样的天下主义之所以被命名为“新天下主义”，在于它不仅超越了中国古代那种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建构，而且也超越了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民族国家间秩序。
许纪霖教授试图通过“新天下主义”在东亚地区构建一个并存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但是在国外某些学者看来，“新天下主义”只是中国崛起以后因应周边地区的警惕而重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他们似乎在拒绝恩赐的“共享”，认为“沟通的普遍性”更重要，要求以沟通为前提来建构可靠的共享，在他们看来，国际民主主义比国际共享主义更重要。笔者认为，中国所宣扬的世界理念或是世界新秩序设想，是对现今国际秩序的改革而非革命，当西方推行的世界规则弊端真正暴露且难以解决时，全球学者仍要回到古老且连续的中华文明寻找答案。
新天下主义致力于激活中国古典传统的天下理念，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古今维度置于中西维度之上，即从中国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在中西问题的方法。如果新天下主义能够真正设计为一套体系并且成功实践，那不仅仅是人类之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那是中华民族带给全世界的福祉。但这种理想性的国家间秩序构想，与西方国家建构的理想化的“世界”秩序，并无实质性区别。就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言，在一个温和、开放的的态度取代现在的民族主义之前，“天下”方案只会被视为一种新殖民主义而遭遇挫败。就当下国际环境而言，“西方”秩序被“中国”秩序取代的前景还不明显，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社会来说，这二者都不受欢迎。事实上，从整个人类文明史角度来看，由于文明传统的不同，非西方社会简单复制西方模式以加强自身发展、提高自身地位是不可取的，就如同西方的崛起不是复制其他模式而是独立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一样。宏观意义上的中西文明关系，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从中既可以找到相互对立，又可以看到相互交流，肯定不是单向度的。即使一方处于弱势地位时，文明互鉴也随时都在进行。
因此，今天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超越二元对立而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继承中国古代“天下观”、和合文化等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今国际形势并遵从科学社会主义立场努力寻找最大公约数的理念，而其本质决不是建立一个本国或者东方立场的虚假秩序。
4. 结语
“新天下主义”重启了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主要是重启了中华文明中足以矫正现代世界冲突的有益精神成果。同时，它又有效克制了中国古代天下等级观的不平等因素。所有文明真正发展的核心动力是自省性，基于自省而进步，而不是固步自封、自我满足。因此，“天下”也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其内涵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历史实践，使中华文明体系不断实现自我更新，否则它早已成为消失了的古代文明。因此，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仍然要继续创造、更新着我们的文明，继续推动优秀文化要素创新性、时代性转化，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担负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