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确立主体X。在小说中，X为男孩西吉。西吉生于纳粹军官家庭，父亲是纳粹恶魔的鹰犬，母亲则与小镇上大多数居民一样，内心麻木冷漠，虽然在家中一直扮演着“失语者”角色但却默默支持着丈夫。他的哥哥之前在军中服役后来当了逃兵，姐姐的形象鲜活饱满但却在父亲极权下“保持沉默”。在这样一个笼罩着父权统治且精神畸形的巢穴中，主人公西吉与家中所有人都不同，他天性善良、鲜活生动，但却要在父亲的强权下为纳粹服务——监视画家。对此他的内心充满了抗拒，因为他喜欢画家南森的画。于是他就不断在父亲与画家之间斡旋。人作为环境中的一部分根本无法摆脱外部的影响，许多思想已无形中灌输进了西吉的脑海中。父亲的偏执与其奉为至高地位的“尽职”精神、画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冲破禁锢崇尚自由的思想都将西吉拖入斗争的漩涡，内心的拉扯与撕裂无时不在。
与X矛盾且对立的反X在此是一个泛泛而抽象的整体——社会。主人公西吉善良、富有同情心、渴望自由、是一个拥有完整人格的人。然而与之相对的社会却残暴、麻木冷酷、压抑人性、禁锢人的精神。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斥着死亡的苍白与灰暗。其中借助大量的景物、人物描写呈现出了二战背景下社会的全貌。于社会而言，西吉仿佛是一个“另类”，他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其所作所为都暗含着与社会的对峙与抗衡。
此外还存在着与X矛盾却不一定对立的非X，非X在文本中指的是警察延斯。虽然西吉与延斯二者的社会立场等都不同，但从本质来看二者差别不大。首先，从亲情角度入手，父子二人根本不可能走上彼此完全对立的道路，血缘关系是两人永远无法割舍的纽带。其次，二者虽然在对于画家“禁画监督”问题上的观点与立场不一，但他们还是达成了表面上所谓的“父子同盟”。在小说的笔墨渲染之下，男孩虽然不想背叛画家，可是在父亲的极权下还是交代了画家作画的事实（即所谓的“背叛”之举）。最后，在“尽职”一事上，父亲自始至终都在“恪尽职守”——监督画家与管控小镇。而作为儿子的西吉，在教养所禁闭室里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何尝不是另一种“尽职”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尽职”已经深入父子二人的骨髓。
与反X矛盾却不一定对立的非反X指的是画家南森。南森作为一个典型的艺术家形象出现在影片中，他嗜画如命、热爱创作但同时他又清醒理智地意识到“人只能依附于社会存在而不能脱离社会”。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画作被查收时他选择平静地接受着现实。虽然纳粹对他明令“禁画”，但他却私下偷偷画，不仅在画纸上创作，更在脑海里创作。他与社会的关系矛盾但却不对立，他渴望自由但却不会为此而飞蛾扑火。在小说的尾章，二战结束，画家获得了自由与荣誉，在画展上辅助保安抓住了盗画贼西吉。此时，他已经与给予他一切的社会站在了一起。
非X与非反X的对立是另一对二元对立所在。延斯是纳粹在编警察，南森是一名画家。二者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其服务效忠的群体都不同。他们之前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不存在利益或是价值观的重大冲突。可是当南森的画触及到以延斯为代表的社会统治阶级的权益时，一切的感情瞬间化为泡影，之前的惺惺相惜也被付之一炬。警察接到亲自监督画家的命令时很快就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他对画家说：“禁令在接到通知后生效。”[3]23“他们命令我监督禁令的执行，这你也要知道。”[3]25而画家起初却抱有一丝幻想：希望延斯能放自己一马，可是听到延斯坚决的话语后独自心寒。自此，延斯抛开了友情，开始了自己的履职之路。而画家只能在与延斯的对抗中小心翼翼地继续自己的事业。
在这几组关系中，矛盾复杂的人物关系在符号矩阵演绎与解读中清晰地呈现出来。职责凌驾于人性之上，在一个不再有信任的人性价值的时代，社会的“众生相”赤裸裸的展现在观众眼前。
3符号转换下的深层结构——“平庸之恶”
小说通过各种行动元的转换以及符号的转换，向我们展示了那段德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里，“下一代”成为作家与导演关注的焦点，以西吉为代表的“德国的未来”走向了舞台中央，无情地揭露了那个时代中市民“尽职”美德下的平庸之恶。
作为格雷马斯符号矩阵下的非X的延斯是极富争议的一人。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他所做的一切合理合法但却不合情。正如施沃霍夫在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所说的“耶普森（延斯）的所作所为在那个时代是合法的，因为其符合法律的指令。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在道德上却是不合理和违法的。”[4]同样，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西吉、南森乃至整个小镇上所有的居民身上时才发现每个人骨子里的“尽职”——即德意志民族的奴性所在。在做好本分事的同时他们已经对“服从”形成了条件反射。可正是由于每个人的“尽职”并疯魔般的享受“尽职之乐”致使他们亲手毁掉了“下一代”。这与“平庸的恶”[5]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平庸的恶”这一概念来自于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之口。从历史的角度溯源就要谈到1961年的艾希曼大审判。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执行者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于大量史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
恶的化身未必是张牙舞爪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普通、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二战战犯艾希曼由于没有自己的思想、判断而盲目服从命令所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是“国家行为”这样卑劣的借口而达到赦免、被饶恕。正如影片中的茹格布尔警察延斯一样，他也只是一味地盲目服从上面下达给他的命令。由此可见，“平庸之恶”的背后是人性的丧失。
“尽职”作为一种“市民美德”，在二战的社会背景下当权者对其本意进行曲解与鼓吹使得社会秩序下的一切都成为无辜牺牲品。警察延斯作为父亲、丈夫、朋友以及警察，对于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他而言，只有自己身上的社会公共职责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可以无情的割舍掉对小儿子的呵护与教育，完全忽略掉西吉的情感需求，让儿子作为自己履职的“内应”——来监督画家南森。他不回避体罚，打着教育孩子的旗号却致力于把他变成自己眼中温顺和“有用”的人。对于大儿子的“逃兵”行为，他发自内心地鄙视，将其钉在家族的耻辱柱上，认为这是对于尊严的玷污，最终亲手将伤痕累累的儿子交给纳粹警察，以达到灵魂上对国家的忠实与尽职。他对妻子缺乏最基本的爱护与关怀，夫妻之间没有含情脉脉的温情，也没有过多的交谈与话语。朋友之间真挚情感在他看来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作为同乡人以及救命恩人乃至朋友，他与南森的关系跨越了多个维度。如若延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们之间的这种多维关系还可以苟活。但是延斯作为“国家机器”的具体化形式，他受纳粹思想荼毒至深，无论在哪种二元对立中，坚定地选择站在国家的那面是他的职业要求，也是他对于自己的道德要求。他身上人性的缺失是社会现状的具体投射的缩影。
作为整部小说的独特视角以及主体的西吉，虽然从小内心经历了挣扎与无情撕裂，但从本质来看，他是“另一种形式的尽职”。作为影片中唯一具有反抗精神的个体，西吉的成长与内心活动让人同情。但人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依附于生存的社会与家庭，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长辈和社会“公仆”在潜移默化中对他影响至深。个体在与整个社会对抗中很难取胜，西吉最后也只能在反抗失败后接受现实：在教养所里认真写自己未完成的作文……
4结语
与其他有关二战的小说不同，《德语课》中的小村庄并未受到战争的波及，没有集中营、没有炮火、没有杀戮，没有任何纳粹的标志与因素，但是在这里，“所有战争的遥远的恐怖都能找到对应物，即使只是以自然的形式（例如海鸥的攻击）展示”[6]。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人在面对这个激进和时局瞬息万变的社会时的麻木与无所谓。小说不仅仅讲述的是一堂历史上的“德语课”，更是一堂时刻警醒世人的课。
在符号矩阵理论的指导下，人物矛盾关系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其深层结构也被揭示了出来：极权与尽职思想渗透到人的骨子里，平庸之恶也应引起人们的反思。如今，全球右翼势力此起彼伏，仇外思想（fremdenfeindliche Vorstellungen）、“退化”（entartet）等口号被大肆宣扬。右翼分子们在以这样的方式实践着他们心中所谓纯正的“自然”。几十年来，我们坚信合法的东西与良好的道德是一致的。但是，当合法性和对正确的定义之间再次出现鸿沟时，我们会注意到吗？我们是否意识到是时候该从整体反思自己的责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