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在河西地区有其悠久的文化渊源，自汉代设郡以来，每当中原战乱之时，河西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容易成为中原人士的避难之地，这些中原人士迁移至河西地区后，历经近千年的时间，逐渐形成张、索、氾、曹、李、阴、令狐等世家大族。这些来自于中原的世族，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特殊的社会地位，为子弟在家修业学习提供良好条件。他们以诗书传家或为子弟选择名师授业，敦促子弟接受教育，以维持家族良好名声。因此，中原文化传统在敦煌地区的传承上，由于世族家学的传习不辍而得以保存和延续。因此敦煌地区的家学基础，便建立在世族优越的社会条件以及良好的家族传统上。陈寅格先生曾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教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敦煌家学正是如此。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两晋、北朝长久之乱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自“永嘉之乱”“凉州号为多士”的局面形成之后，一直到归义军时期，就敦煌地区而言，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物，其大多都有家世之学传习的背景，如“自魏初徵士敦煌周生烈、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至于张轨、王暠沮渠蒙逊更不必说。
至归义军时期，家学仍处于比较兴盛的状态，从此一时期的敦煌地区仅就文献所见的家学就有郎义君学(885) 、李家学(890) 、张球学(889～907)、就(龙)家学(957)、白侍郎学(976～977)、氾孔目学(978) 、孔目官学(978)、安参谋学(986) 八所家学。这八所家学中，郎义君学、李家学、张球学均在张氏归义军时期，就家学、白侍郎学、氾孔目学、孔目官学、安参谋学则在曹氏归义军时期。由此推知，归义军时期兴办私学成为一时风气，而且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有关家学记载也比较多，据李正宇先生研究认为，有如下八所：
张求学 S.5448《敦煌录一卷》载：“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阴森，中有小堡，上设廊殿，具体而微。先有沙州(?)张球己迈从心，寓止于此。虽非博学，亦甚苦心。盖经乱年多，习业人少，遂集后进，以阐大猷。天不 遗，民受其赐。
白侍郎学 P.2566卷末题：“开宝玖年(976)正月十六日抄写《礼佛忏灭寂记》书手白侍郎门下弟子押衙董文受记”。又P.2841V题：“太平兴国二年丁丑岁(977)二月廿九日白仕（侍）郎门下学仕郎押衙董延长写《小乘三科》题记。”
氾孔目学 S.5441《捉季布传文一卷》册子第一页题：“戊寅年二月廿日泛 仕郎田文深、李应绍二人 。”。“戊寅年二月十七日田继长、李应绍、阴驴子三人。”“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二月廿五日阴奴儿书记。”册子末页题：“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四月十日泛孔目 仕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
孔目官学 北大188（散1566）《汉将王陵变》末存他人所书题记一条：“太平兴国三年（978）索清子。”“孔目官李仕郎索清子书记耳。后有人读诵者，请莫怪也了也。”
安参谋学 S.4307《新集严父教一本》卷末题：“雍熙三年岁次丙戌（986）七月六日安参谋李侍郎崔定兴写《严父教》记之耳”。
就家学 P.3780《秦妇吟》卷末题：“显德二年丁巳岁二月十七日就家李士郎马富德书记。手若(弱)笔恶，若有决错，名书(师)见者，决丈五索。”“大周显德四年丁已岁（957）二月十九日学士童儿马富德书记。”卷背题：“大周显德四年丁巳岁九月廿七日就家李仕郎。”“大周显德四年丁已岁九月□□日就家李士郎马富德书记。”此处的“就家”，学界目前还存在一些争论。笔者以为，不论三位前辈所言均有合理之处，但其争论并不影响“就家学”作为一种私人办学的事实。
郎义君学 北7258（丽 83）V题：“沙州□□郎义君学。”
李家学 P.2825V题：“大顺元年（890）十二月李家李郎是大哥。”
这些家学所属家姓都是地方望族，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如张球，在咸通年间任沙州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后加朝议郎，光启三年(887)权掌归义军书记兼御史中丞，乾宁年间迁节度判官、宣德郎兼侍御史，而且博学多识，后任教于寺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