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敦煌地区不仅官学体系相当完备，而且私学也已具相当规模。就目前所知，此一时期的私学主要有乡学、坊巷学、义学、社学、里学、家学等。唐宋时期的敦煌，除了州学、县学等官学之外，尚有乡学、坊巷学等系统而完整的乡村学校，对当时敦煌教育的普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乡学、坊巷学
唐代初期，统治者敕令设置乡学，但是在敦煌文书中，乡、镇学兴盛于晚唐五代时期。由于吐蕃统治时期，学校教育体系遭受破坏，归义军政权统治后，重新恢复唐制，各类学校大量出现。此时，唐代中央对于河西地区的控制有限，这类教育机构缺乏政府支持，其规模与州县官学差距很大。乡学多招收庶民子弟，尤其是以农牧为业的子弟，因这类子弟以从事生产为主要活动，学习处于次要地位，故只能在农闲时期，得以人学学习识字、计算、书写等基础知识。因此乡村学校往往随着农忙而有季节性，并不是常态性的教育机构。敦煌文书中，有关敦煌乡村学校的资料也比较少，仅有几条学生题记。如，北5995（莱19V）《妙法莲华经背题记：“己巳年（大中三年，849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郎武保会、判官武保瑞自手书记。”这是目前所见关于敦煌乡（镇）学的主要文献。
《旧唐书》记载:“百户为里，五里为邻。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又《通典》亦云:“大唐令:……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坊即类似今日的居民小区，却筑有坊墙、坊门。坊相对于市而言，市为商业区，坊为居民区。在唐、五代，敦煌城内有释教坊、儒风坊、永宁坊、修文坊、临池坊、定难坊、钦贤坊、怀安坊等。坊设有“坊学”教育机构，负责教授庶民子弟，从S.4307《新集严父教》卷末有两则题记，前一则为“雍熙三年（986）岁次丙戌七月六日安参谋、崔定兴写《严父教》记之耳”；后一则记：“丁亥年（雍熙四年、987）三月九日，定难坊巷学郎□□自书手记之耳。”此二则题记足证当地坊巷学的存在。
对于上述文献，尽管前辈学人对其中所涉年代的断定颇有普争议，但比较一致的认为上述文献确是敦煌地区存在乡（镇）学、社学、坊巷学的有力证明（虽然也有学者认为上述文献并不足以证明当时敦煌地区有存在如此体系完备的学校）。但需要说的是，文献中有关此一时期“乡学”的记载，大多数指乡村学校。由上述资料可知，唐中期（唐前中晚期的时间界定）以前敦煌地区的教育中的官学体系比较完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