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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为数不多的法律人,我每年的提案中总少不了法治问题。其中,前几年我建议修订《土地管理法》、制定《黄河法》,都得到立法机关的积极回应。”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开举说,“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我都是以学术研究为支撑建言献策,为决策提供有益借鉴,决不人云亦云。今年两会,我重点关注的是防止‘泛刑事化’问题。”

  “泛刑事化”的危害不可低估,沈开举对此忧心忡忡。他说,据统计,20年间我国重罪案件占比已从1999年的19.6%下降至2019年的2.7%,八类严重暴力犯罪自2009年以来呈现“十连降”。与之相比较,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占比从1999年的54.6%上升至78.7%,特别是最高刑只有拘役的醉驾案件,占比近20%。“醉驾”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第一犯罪。

  “目前审前羁押率从2000年的96.8%降至2020年的53%。但羁押率仍然很高,造成了国家羁押成本增加,不利于社会长期稳定和发展。”沈开举认为,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手段,正是因为最严厉,刑罚手段对打击犯罪行为震慑力大、发挥的作用大。与之相应的是这种手段的副作用也大,即国家、社会与个人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大。

  沈开举进一步表示,从国家治理的顺序上讲,凡是民事纠纷一律通过民事仲裁或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凡是行政纠纷一律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只有严重的违法构成犯罪的行为才能够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处理,把刑罚作为惩罚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样的顺序是国家治理的科学顺序,是对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影响最小的顺序,更是治理成本最低的顺序、最理想的顺序、不应该颠倒的顺序。“泛刑事化”颠倒了这个顺序,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沈开举说,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需要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守罪与非罪的底线,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正确履行司法职能,构成犯罪的一个也不放过,不构成犯罪的一个也不追诉。

  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把“少捕慎诉慎押”上升为新的刑事司法政策,实现了新时代刑事司法理念的重大转变。“作为一名法律人、一名政协委员,我为国家法治的发展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也为亲身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履行推动中国法治发展的崇高使命感到自豪。”沈开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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