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魂牵梦绕的韶山。第二天一大早，他来到父母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深情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下山途中，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人民、师长、同志和朋友，还得承认。”1966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住了10天，他对卫士张耀祠说：“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的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记她啊！”毛泽东对父母，尤其是母亲充满孝顺。《四言诗·祭母文》是他一生中最长的一首诗作，倾诉摧肝裂胆的丧母之痛，感情真挚，余音绵绵，感人肺腑。
病母在庐甚伤感
毛泽东的母亲生于1867年，叫文素勤，因在文家排行第七，人称“七妹”“文七妹”。她娘家在湘乡四都棠家阁，13岁到毛家，18岁与毛顺生成亲。她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宅心仁厚，温良谦和。在家中，她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对乡邻，她慷慨厚道，乐善好施。
1936年，在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这样回忆母亲：“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在写给好友邹蕴真的信中，他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毛泽东深受母亲影响，加上一直生活在农村，从小养成了勤劳朴实、乐于助人的品德。
在毛泽东的记忆里，母亲一天到晚不是养鸡喂猪，就是烧火做饭，有时还要锄园种菜，农忙时也会下田插秧、割稻，真是里里外外，什么活儿都会做。但是常年的操劳，也使母亲的健康过早地受到了损害，这成为毛泽东走出韶山之后的无尽牵挂。1916年6月24日，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写道：“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
1918年，毛泽东得知母亲患上淋巴腺炎，正在外婆家养病，十分担忧。8月初，毛泽东匆匆回乡探望母亲，很快又回到长沙做前往北京的准备工作。临行前，他给舅舅文玉瑞和文玉钦写了一封家书，信中说：“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之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毛泽东自己不能在跟前服侍尽孝，对两个舅舅悉心照顾母亲感激不尽，又因要前往北京，一时难以接母亲来长沙治病，专门请人开了药方。但他对药方是否奏效并无十分把握，于是又提出让弟弟毛泽民陪同母亲来长沙治病的建议。短短几行字，把儿子对母亲的爱和牵挂表现得淋漓尽致。
1919年3月，毛泽东到上海为赴法留学的学生送行，4月6日回到长沙。经同学周世钊推荐，他到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这时，母亲病情加重，毛泽东吩咐弟弟毛泽民将母亲从舅家接到长沙诊治。毛泽东事务繁忙，但总是抽时间陪母亲四处求医问药。在毛泽东兄弟的精心照料下，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4月28日，他给文玉瑞和文玉钦两位舅父和舅母写信，感谢他们一直照料母亲，汇报母亲的治疗情况，信中说：“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恶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故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亲侍汤药，未尝废离。”
这是文七妹第一次从偏僻的韶山到省城长沙，机会难得，毛泽东特意带母亲和两位弟弟一起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文七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照相。文七妹坐在椅子上，三个儿子分立两侧。母亲慈眉善目，安详和蔼，端庄大方，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此时，毛泽东26岁，毛泽民23岁，毛泽覃14岁。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家人最早的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兄弟三人唯一的一张合影。这次团聚，也成了他们母子四人的最后一次欢聚。1959年6月，毛泽东重返韶山时，看到这张照片百感交集，说：“这是我母亲有病时，1919年在长沙照的。”
